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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啸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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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邮箱:zxm709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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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计划”生育  

2007-03-21 12:05:49|  分类: 侧评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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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计划”生育
邹啸鸣
   我父亲兄妹9人,我母亲兄妹7人,这都不包括他们各自家庭夭折的兄妹。我这一代,我兄妹3人,我妻子兄妹4人,双方都没有夭折的兄妹。我兄妹三人做父母的时候,只到前年为止,只有独生子女。

    我的父母出生于上个世纪3、40年代。那是战火纷飞,疾病流传的年代。这就是我爷爷制定生育计划所面临的外部约束条件:不确定性巨大,为了保证种族的流传,用数量来取胜是最优选择。这个选择看来是对的,解放后他失去了工作,也没有任何劳保,好在子女多,每个人奉养他们的份额不高,却足以让他们颐养天年。外公外婆也是如此。

    我自己兄妹三人出生于上个世纪6、70年代,我父母制定自己的生育计划的外部约束条件是和平年代,疾病得到有效控制,孩子长大成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减少,虽然当时领导人信奉“人多力量大”,国策也是鼓励生育,但父母制定他们的生育计划却是既考虑数量也考虑质量。由于父亲退休前在机关,母亲退休前在学校,所以他们都有退休工资,无须我们子女负担养老费用。子女数量的多少跟他们养老的关系不大。

    进入90年代,轮到我们当父母的时候,疫苗接种使得多种疾病等得到彻底控制,同时基本国策发生逆转,是政府的计划生育取代了家庭的计划生育。因此我们三兄妹就各生了一个孩子。去年我弟媳怀了第2胎,我们的父母支持打胎,母亲说:第一违反了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她自己年龄大了,带不动了。他们夫妇俩的选择是生下来。我的意见是由他们自己决定。孩子目前已经出生,健康活泼,小俩口看着他,整天乐的跟喝了蜜似的。

    我问弟弟:还准备生下去吗?他说不。“我们跟你们不同,我们没有男孩,将来养老成问题。你们有养老保障,一个孩子就够了”。这个孩子,实际上在我弟弟两夫妻的“计划”之内。

    生育计划有两种:家庭的计划和政府的计划。两种计划的决策基础不同,对收益——成本的计算方式不同。

    家庭的生育计划以“防老”为主要收益目标,围绕这个目标,家庭会考察自身的养儿成本。实际上,养儿的成本从来就不是由政府支付。如果父母的收入能力太低,那么摊到每个孩子身上的抚养费用就少,抚养费用由基本的生存消费+未来的能力培养+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构成。这三个市场的垄断性越高,该家庭在其中获得的消费就越低,孩子就破衣烂杉、面黄肌瘦、野蛮无知。因此,政府面临的权衡是:到底是加强这些市场的垄断程度以从这三个市场获得更高的回报好,还是降低这些市场的垄断以获取这些公民的选票好,这取决于政府是将自己当作一个赢利性的公司还是当作提供公共品的现代政府的政治制度和执政理念。如果政府能将养老保障制度覆盖到每一个家庭,那么清除了后顾之忧的家庭就会将自己的收益目标,从“多子多福”的生育乐趣上转移到追求自己的生活质量上。生育计划就会缩减,比如发达国家那样。

    在农村,多生孩子可以增加一种家庭势力,这种势力在解决家庭间冲突的时候有效,于是,增加家庭势力也会成为家庭制定生育计划的次要目标。但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年轻人的生活目标主要向往移居城市,而城市却是陌生人社会,主要依靠公权力而不是家庭势力解决冲突,因此这个目标在新生代的吸引力在下降。

    政府制定生育计划的收益是“国家利益”,比如5、60年代鼓励夫妻多生孩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打仗做准备。但是军事技术的发展导致人海战术失效,对交易获得资源取代战争获得资源的理念认同,导致国际环境的和平。多出生的孩子反倒成为了就业压力,于是又发生了决策方向的逆转。从指责家庭缺乏“计划”生育开始,逐渐演变到用政府的强制生育一胎制度化和法律化。政府执行自身的生育计划决策,所付出的成本其实还是由老百姓承担:鼓励多生的孩子由父母支付养育费用;限制超生所需要的税收来自老百姓、罚款来自老百姓。

    用政府的“计划生育”强制取代了家庭的“计划生育”必须有一个基本逻辑相对称:既用政府的养老保障取代家庭的养老保障。政府的确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逐渐构筑了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目前这个制度最大的缺陷是:覆盖面还不具有一般性,最需要得到覆盖的是体制外的家庭,因为他们的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即使将来政府的“计划生育”有养老保障为制度基础,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在经济学上的逻辑也是无法自洽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口几何级数增长、食物是按算术级数增加”的担忧是有前提的:1是只实用于农业社会,2是人口无法迁徙寻找更适合的生存环境,3是没有新知识提高生产效率。而历史发展说明,1、大部分农业社会都在向效率更高的工业社会奔腾;2、人口总是从农村转向生存条件更好的城市或国外;3、只要价格足以调动新知识的发明和发现,新知识足以满足人们更高的需求,无论是低层次的吃穿需求还是高层次的精神需求。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资源相对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人口过快增长同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存在着明显的矛盾,是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这段话基本可以看成是实施计划生育的“经济学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不能得到证实,只会得到证伪。

    就全国而言,开放改革以来的20多年,期间人口增加迅速,城市化导致耕地越来越少,但是,包括粮食和相关产品的增加速率远超过人口增加的速率。因此,肥胖病反而成为了新问题。粮食等相关产品能够迅猛增加的原因是用市场经济制度取代了计划经济制度。价格足够高,杂交水稻、大棚种植、机械化的广泛采用都是“值得的”,就是说,新的资源被发现和发明于粮食生产。诱导了足够的粮食产品被生产出来。市场足够开放,中国某地粮食不足会通过价格机制从全国进而全世界调运过来。60年代饿死人是因为错误的经济制度,而不是人太多。

    浙江山多地少人多,最符合“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资源相对不足”标准的省份,改革开放以前,浙江与其他地方一样穷。无论是人均还是总量。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的富裕程度却远高于周遍省份比如江西和安徽。这是因为浙江的市场经济制度得到地方官员更好的保护。台湾地区的人口密度比浙江更高,日本则最高。后面两个地方没有实行所谓的计划生育政策,后者的收入水平是我们这些严格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省份无法比拟的。

    英国的马尔萨斯和中国的马寅初都指责家庭的生育“无计划”,其实这个理论有问题。家庭的生育计划受到外部环境的诱导才是更准确的表述。医疗环境的改善才会使得人口的“以数量取胜”的策略失去意义;体制内的养老保障值得信耐才使得体制内的家庭同意“独生”的制度安排;城市的公权力足以解决家庭间冲突才使得增加家庭势力显得毫无意义;只要养老保障制度不覆盖到农民身上,农民就会象宋丹丹表现的那样“海南岛”、“吐鲁番”到处超生。他们那里是无计划地生育,而是严格按照夫妻俩的“养老保障最大化”为目标,即使冲破政府强制的计划也要顽强地实现自己的生育计划。

    现在,谁在给我的父母养老?政府的税收。政府税收的稳定上升来自经济稳定的发展,经济的稳定发展来自我们这一代人的生产效率的稳定提高;谁在给农民的父母养老?不是政府的税收,而是农民儿子的生产效率。无论农民的儿子是从事农业还是从事工业。未来,谁给我养老?表面看是社会保障制度,本质上是我们的下一代的生产效率所支撑的税收。独生子女占的比例越高,他们肩上提高生产效率的压力就越大。

    实际上,该政策执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粗暴案例,给政府带去的是更多的抱怨而不是赞赏。因此,我建议政府迅速用养老保障制度取代计划生育制度。将现在用于执行计划生育的费用用于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用全民养老保障制度取代体制内的养老保障制度。社会将更加趋向和谐。

 (作者系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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