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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啸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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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租房须防权力寻租  

2009-02-18 11:24:13|  分类: 侧评经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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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性租房须防权力寻租
苏少鑫

 两会功夫茶

主持人

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广东省建设厅厅长房庆方透露,广东今年将开展政策性租房制度试点,即政府新建或买房,以低于市场价格租给拆迁户、新参加工作等过渡群体,解决更多“夹心层”住房困难。不同于一般1元/平方米的廉租房,这种政策性租房会在成本的基础上收一定管理费,而外来工也可能纳入该受惠范围。

特邀嘉宾

掌握政策的人会用权力牟利

新快报:对于“政策性租房”,公众未必陌生。比如现在存在于各级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他们都有所谓的“过渡房”。当然,现在的政策性租房,应该扩大了它受惠的范围。不过,舆论还是担心,它其中的转租牟利问题以及腐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对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

王则楚:应该看到,即使是廉租房,都存在类似的问题。这当然就给我们敲了警钟。我的看法是这样,关键还是在于公开透明,在实践中不断去完善老百姓的监督机制。

现在的许多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确实有不少“过渡房”。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由于受惠的人群本身就是单位里的人,对于转租牟利等问题,反而难以进行有效监管。

我觉得,把这个事情全部交由政府来做,思路是对头的。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把它提到法制的层面上来,才有解决的可能。

邹啸鸣:房租是由市场的供求共同决定的。当一个地方的房租被决定出来以后,它作为“价格”就等于是一个“信号”,既说明当地的房屋短缺状态,又是将资源“调入”或“调出”该地区、该行业的信号。

由政府设置“政策性租房”,就会使得整个信号系统紊乱。当政策性租价低于市场性租价的时候,人们就会蜂拥进入“过渡房”,即使不符合条件也会创造条件去符合标准。

由此,掌握“政策”的人就相当于掌握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也就是说,这种权力就会被用来牟利。

李公明:为了解决低薪阶层住房难的问题,政策性租房制度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是舆论所担心的,转租牟利和腐败问题的可能性的确存在。

因为凡是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推行某项经济行为,出于趋利的本性一定会出现以某些团体或有势力的个人以权力寻租的行为。因此,任何一项由政府提出和实施的经济政策和行为首先要对寻租行为的可能途径与防范措施进行周密研究,才能确保原出发点为让利于民的制度不会扭曲为与民争利。

要从根本上防止利用让利于民的制度进行寻租,关键是研讨和建立制度和进行运作的过程要阳光、透明,把所有具有利益驱动可能的行为及其主体纳入社会公共监督之中。

但是,从多年来的制度性寻租行为屡禁不绝的历史和反腐斗争的难度空前提高的现状来看,政策性租房制度恐怕也难免遭到腐蚀,因而对其利弊的考量也必须把寻租腐败作为要素之一予以认真研究。

拆迁户需要租政策性住房吗?

新快报:对于这个政策,也有论者担心,把有“过渡性需求”的群体统计出来,政府不可能做到,因为群体太大,真要解决一个过渡性阶层,这绝对不是一个办法。对于这种担心,各位怎么看?

王则楚:政策性租房政策的出台,是在许多“夹心层”群众在房改后住房问题存在困难,广东省先行先试的一种探索。就像当年允许有地的企事业单位盖经济适用房一样,从来就不可能全面解决“夹心层”的住房问题。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实行。可见政策性租房,也不是人人都能租到的。

也就是说,政策性租房肯定是个过渡性政策。政府有多大的能力,就解决多大的问题。

邹啸鸣:这个“过渡性需求”是个弹性很大的概念。这就意味着给了各级政府官员很大的“自由量裁权”。在要钱的时候可以往上虚报需求,在做事的时候可以往下压缩供给。

这种行为,从表面上看是一件容易造成亏损的事情,那么它如何“可持续发展”呢?因此我关注的是,做这件事情的盈利空间在哪里?

我们知道,在出租的对象里面,排首位的是“城镇房屋拆迁户”。这些拆迁户脚下的土地,是很值钱的。如果这个卖地的收入归拆迁户自己,他们还需要在卖地以后租“政策性住房”吗?

李公明:我认为要解决过渡群体的住房问题,政府目前绝不会没有这个财力。与解决社会底层群体的住房难问题相比,许多用于政绩工程的钱是应该省下来的,更不用说有多少公款消费(公车、吃喝、旅游等等)是可以节省下来的。

至于担心政府对于有需求群体的统计能力,我认为这可太低估了一个强势政府在有它认为有需要的时候的能力和效率,关键是决心有多大、规划是否周全、实施的力度有多大。

那么,究竟是否应该全省统一建立和实施政策性住房制度,还是由各地因地制宜来决定,可以讨论。但不管是省管还是市管,总是政府要管。只要制度合理、运作落实、受益的的确是社会低薪阶层,管你是谁出的钱,都是好事。

政策性租房最终使谁“笑”起来

新快报:除了对政府能力的担心之外,政策性租房的操作也可能是一个难题。比如,政府进行政策性租赁住房制度设计时,要如何界定保障人群的范围和规模?如何确定合理的租金标准、合理的房源以及合理的退出机制等?对此,各位认为应如何对待?

王则楚:我们应该看到,政策性租房和廉租房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它只是根据政府的能力来解决,而不是政府必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在不同的时期,它的标准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它应该根据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和供需关系来确定,不同时期有不同标准。简单来说,这些“操作难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去完善。

李公明:操作起来的确会很困难,这就是对制度设计者的最大考验。但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社会福利都会同样遇到制度设计和操作的困难,然而,真正有决心为其国民提供基本保障和应有福利的政府都不会知难而退。

与各国社会福利制度中的那些无所不至的制度设计相比较,我们这种住房租赁的制度应该说再怎么样也复杂不到哪里去。一句话,为民解忧,实非不能为,只是愿不愿意全力为之的问题。

邹啸鸣:有关部门关心的焦点,也许是“居者有其屋”,也许是“有屋者难以变现”。也许二者都包括。判断的标准是:最终,谁会为这个“政策”笑起来。

自1998年房改以来,住房真是如雨后春笋般地“长”了起来。但在房屋供给迅猛增加的同时,房价却也一直上升。住房供给的增速,很可能已经超过了需求的增速。这样就会给房屋价格带来下降的压力。

但政府出面将这些房屋买下来,我估计房产商应该不会反对。因为政府买房不是真正的私人买房,而是典型的“用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他们不会对价格敏感。那么,对价格不敏感的官员,到底会买哪个开发商的房屋呢?

http://www.ycwb.com/ePaper/xkb/html/2009-02/18/content_4284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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