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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啸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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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邮箱:zxm709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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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执法”是在以错制错   

2009-10-23 11:31:5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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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 邹啸鸣专栏

“钓鱼执法”是在以错制错

 

 

 

  新民网前日头条置顶的新闻大标题直言,上海市领导对浦东新区有关“钓鱼执法”的调查报告不满。被舆论认为是“老子查儿子”的这份调查报告坚称没有钓鱼执法,遭到广泛质疑。

  这一案例在我看来其实应该分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对出租车行业规制的经济绩效是什么——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到底要如何进行规制才能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另一个是执法部门如何执法,才能符合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从实践上看,市场经济国家对出租车的管制,都经历了一个认可管制、认可放松管制、确认管制内容的过程。欧美各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出租车市场规制改革的整体趋势是:放松出租车数量限制,逐步实行地区或城市统一的价格上限,强化司机执业标准、车辆质量与安全等规制,从而保证了服务质量与安全水平。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出租车行业的管制属于邯郸学步式地学习市场经济国家管制的经验。而这种“学习”本身有一种滞后期,导致当老师们已经放松了数量管制时,学生却还在以加强数量管制为圭臬,甚至采用“钓鱼执法”的方式加强数量管制。

  实际上,对出租车数量管制产生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一方面,这种管制逼高了出租车行业的利润以后,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拍卖”经营权的方式分享这种管制带来的租金。非拍卖的方式则更容易导致具体的官员个人分享这种垄断带来的租金的机会;另一方面,对“黑车”的围剿和罚款,不但可以维护既有管制利益,还可以产生罚款带来的利益空间。资料显示在两年里,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这也是政府职能部门不惜“钓鱼执法”的动力所在。

  而代价无非就是人们了解到,某些公权力在“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同时,夹带了巨大的部门利益和掌握公权者的利益,令公权的公信力下降。

  相对于私家车的膨胀而言,出租车客观上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它的发展可以更有效地节约对道路的使用,减少城市的拥堵压力。因此,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应该放松对出租车的数量管制。数量管制的放松就会大大提高居民打车的方便程度,并诱导出租车公司间的价格竞争和服务质量的竞争,得益的将是民众。

  舆论对“钓鱼执法”的强烈反弹,含有必须有效约束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部门利益的诉求。只有在斩断了各部门伸向利益之手后,他们才不会积极加强管制,更不会出现“钓鱼执法”这种诱人犯错式的执法,才会选择更合理的公共管理制度,提升公共管理中的公信力。

  (作者为高校教师)

http://jb.sznews.com/html/2009-10/23/content_82065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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