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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啸鸣

和平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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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茅老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长寿  

2015-01-11 14:11:4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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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长寿

 

文:邹啸鸣

 090111

 

像茅老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必须长寿 - 和平演进 - 邹啸鸣

 

不打开国门,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曾经有多穷。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知道要用“地球村”的眼光衡量我们和世界。即使打开了国门,我们更想知道要如何才能有效脱贫。而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社会指出脱贫的路径茅于轼先生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话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某中部省份的省委书记到中央汇报,说作为革命老区的老百姓希望知道:革命到底是为什么?因为革命30多年来,生活条件和革命前没明显差别。据说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办公室,专门解决“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问题。

当时,除了用转移支付的财政手段扶贫以外,还用“老少边穷贷款”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方法的实验点就放在那个著名的老区。当时刚刚承担中央银行职能的地区人民银行就承担了这个重任。

为了保证试点的成功,该行从市郊找了一位抗美援朝打过仗的老功臣,虽然村里其他人也未必比他富裕,但他符合“为革命做过贡献”这个硬条件。当时的第一笔贷款是1万元人民币,主要用于养鸭子。几个星期后,信贷员再去调查的时候,非常兴奋,因为一大群鸭子在阳光下,显得生机勃勃。于是回来汇报后,决定对这个扶贫典型进行报道。当地的报纸和电视台记者轮番来采访他,报道的标题就是“扶贫扶出了万元户”。

而后,为了“加大扶贫力度”,决定追加1万元,新项目是烧砖窑。当地没有好师傅,由人民银行负责到外地联系了一个好师傅过来。当然也同时加大了宣传力度,上级宣传部门开始介入,并向上上级宣传部门推荐。但等到上上级宣传部门介入的时候,情况急转直下。鸭子大部分死翘翘——规模化养殖需要的是专业的管理能力,而他根本不具备这种能力。而那个烧砖窑的师傅也被他赶走。原因在于他的心态变了,觉得自己现在是“名人”,烧砖窑的师傅对工资低有意见,立刻被他解雇。所以,当上上级宣传部门来采访的时候,发现他佝偻的比以前严重了,皱纹也深刻的多了。因为他发现自己风光了几个月后,现在成为了“万元债务户”。

其实,类似这样的“越扶越贫”的案例,在我曾经的调查中还有很多。正是基于对这种政府扶贫困境的认识,所以,当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山西开办扶贫基金会的信息被我发现后,我就非常感兴趣,于是自费去山西这个小镇实地采访了一次。在当地住了3天,走访了20多户贷款受益户,了解了大概情况。考察报告以《“茅式扶贫基金会”探迷》为名,发表在04年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需要讨论的是这段时间来我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实际上,茅于轼先生当年注意到山西这个小镇的“贫困”问题,源于他参与团中央组织的“希望工程”捐赠。他在捐赠以后,居然要求知道自己的捐赠到底帮助了哪几个孩子,而且要求孩子们给他写信,汇报学习情况。谁知孩子们回信告诉茅爷爷:我们感谢您的捐款,其实其他孩子并不比我们富裕,只是指标有限,他们无法分享……。话里有话啊。

扶贫的供给创造了扶贫的需求。也许大部分人都会就此打退堂鼓,毕竟,他已经尽力了,没有谁会因此指责他。但他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案例,而经济学的意义在于在于运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帮助当地居民脱贫。于是茅老专程自费去到自己扶贫的这个小镇,考察到底要如何才能真正帮助他们脱贫。

俗话说:救急不能救贫。这句话的经济学含义是:救贫会形成一个对“救”的依赖。实际上,国务院扶贫办自成立至今,应该说在扶贫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他们实际上也面临着困境——扶贫贴息贷款变成了唐僧肉,很多贫困地区为了争夺“贫困指标”而竞相强调资源困境,忽视主观努力。结果贷款回收率很低。

茅于轼在山西创办的这个基金会,跟官办扶贫办所试办的扶贫贷款不同。他明确地告诉所有的居民:“这个贷款是我帮大家借来的。它跟官方一点关系没有。所以你们如果还不了,就等于是我必须替你们还”。就冲这点,当地老百姓没有主动赖帐的。不良贷款率只有4%,应该说,这的确是一个奇迹。

不少人指责这个基金会的贷款利率太高。其实他们应该倒过来问:如此高(年利率12%)的利率水平,为什么没有吸引来更多的贷款去农村?在当地我为此采访过不少借款的居民,没有人认为这个利率太高。因为信用社的贷款利率虽然名义上比这个低,但是加上一些费用,比这个高的多。这个利率水平导致以下结果:一是这个利率水平反应了当地真实的资金短缺状态。如果比这个低,就会出现更严重的供不应求现象;二是基本上杜绝了转贷的发生;三是借款户无需额外感激谁,因为他们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并因此增强了自力更生的信心。四是商业贷款的利率收入可以用来补贴慈善贷款和给当地小学老师补贴工资。

从金融制度演进角度看,他搞得这个基金会的意义就更重大了: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存款的所有权,名义上是个人的,但实际上使用权是政府的。我们看看我们的存折上印有“存款自愿、取款自由、为存款人保密”的字样,这已经是市场经济改革以后,政府对存款户产权的重新认可的标志了。后来虽然有多家银行开始竞争服务,但银行的产权仍然不清晰,效率仍然低下,以至于隔段时间就必须给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买单。再后来,虽然金融资产的种类多了起来,但是,公民储蓄的用途,仍然受到严格限定,民间借贷经常被定义为“非法集资”——这客观上为商业银行的“合法集资”创造了垄断储蓄的机会。

但是茅于轼搞得这个扶贫基金,则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顽强生存着,他的存在就在提醒公民和政府:公民有权力也有能力对自己的储蓄的收益和安全负责。农村存在巨大的资金短缺的现状说明,目前农村金融制度的是不够成功的。资本是调动资源的资源,农村金融制度的失败导致农村经济受到严重束缚。资本不往农村流,资源就难以流向农村,农村就永远是“贫穷”的代名词。

实际上,我国的金融制度也在朝着合理的方向演进。比如“贷款人条例”有可能出台;村镇银行已经开始试点。这都昭示着民间信贷在相当程度上,正在朝着合法化的方向发展。其中,茅于轼在山西搞的这个扶贫基金到底起到了多少引导作用很难判断,但官办的金融机构和民办的金融机构在扶贫效率上的巨大差异,应该是有关官员下决心的理由。

居民脱贫的愿望和贫困程度成正比,为此他们奋力培养孩子读书、勤恳劳作、外出打工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努力,在缺钱的条件下,都很难有效脱贫。他们想投资农业,但缺钱;需要外出打工,缺路费;孩子读书缺学费。生一场病就立刻处于严重的资不抵债的破产境地。但茅于轼搞的这个扶贫基金,却让他们逐渐可以读的起书、买的起农业生产资料、支付的了外出务工的路费。培养了他们融入市场经济这个汪洋大海的能力。让他们自力更生地站起来了。随着逐渐脱贫和财富的增加,他们的自由度越来越高。

实际上,如果有那个朋友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个基金会历年的和目前的经营状态,可以登录以下这个网址:http://linaiwei303.blog.163.com/。我建议当地金融管理部门可以考虑将这个基金会转为“村镇银行”的试点银行。

优秀的经济学家太紧缺了。所以,像茅老这样的优秀经济学家必须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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