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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价格已经从2002年每桶20美元涨到目前的每桶130美元，中国、美国、印度、韩国和日本五国能源部长会议7日发表声明，对国际原油价格高涨表示“严重担忧”。而三个月前石油价格刚突破每桶100美元的时候，在欧佩克会议上，该组织认定的选择是：要么维持目前产量水平不变，要么减产。 当然，作为石油净进口国，我们不能指望通过指责欧佩克，来逼迫他们提高石油开采量。作为“卖方寡头”，他们正在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分享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红利”——中、印、韩等国的发展速度越快，对石油的需求就越高，而中国自身的石油产量随着开采成本在边际上的提升，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进口石油。而他们却什么都不用干，只需要将板子打到“国际游资热炒石油”等无人承担责任的话题上，就可以得出“要么维持目前产量水平不变，要么减产”的荒唐结论，从而坐享我们发展的红利。 对价格的指责从来都是无效的，在国际市场上尤其如此。唯一可以依赖的，是对价格的高涨做出恰当的反应。比如美国、欧盟等一方面加大自己的石油勘探力度，同时将自己原先所依赖的石油进口地，从海湾地区逐渐转移到更少意识形态冲突的非洲和南美，更重要的是加大对新能源开发的财政补贴，用新能源来替代对石油的依赖。 但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我们的困难要更大一些。首先，我们已经走上了制造业大国的路子。这意味着我们的发展将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能源的稳定供应。其次，政府对价格，特别是能源价格的干预比较频繁，政府给能源开支方面的补贴相对较多，这导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未必立刻传到石油的消费者身上。也就是说：中国的消费者对石油价格的国际变化不够敏感。其三，我们国家的预算约束还不是那么地“硬”，这意味着来自公车消费等方面的能源支出中，对于来自油价等能源高涨的压力无法敏感起来。其四，中国总体科技水平不高，而且收入差距太大，这导致我们发展新能源的技术支持不到位，而且过多地利用生物能源，导致粮食价格上涨又要严重影响低收入者的生存。 因此，从策略上说，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我们跟主要产油国都没有冲突，这也意味着我们应该保持和发展跟这些国家的稳定国际关系，获得稳定的石油来源；在发展新能源的技术上，我们可以加强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合作，利用我国的土地和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获得这些国家的新能源技术能够在中国进行开发和生产；逐步放开政府对能源价格的干预，让能源价格成为“真实的信号”，一方面刺激供给的增加，刺激替代能源的开发能够获得“利益的激励”，另一方面使得消费者直接面对国际油价压力，从而有效约束需求膨胀；我们的公车制度要改革，要让公务员像普通消费者那样对油价上升“敏感”起来。这要求我们的预算约束能够真正“硬”起来。 （作者为高校教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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